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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線:科學全面認識我國國有經濟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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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新聞資訊 yinqiao 發布于 2016年08月02日 15:03

我國國有企業改革已經走過了30多年的歷程,積累了豐富的改革經驗。國內外實踐證明,對于國有企業的評價絕對不是與民爭利、效率低下就能概括的,私有化也并非國企改革的靈丹妙藥。筆者認為,要科學認識國有企業的地位和作用,必須避免片面性和簡單化,而代之以多角度、全方位的視角。

堅持用生產力標準來看待國有經濟

生產力標準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馬克思主義認為,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生產關系要適應生產力的發展。國有經濟作為一種產權制度,體現著一種生產關系。判斷某一生產關系是否適應生產力的發展水平和要求,就看其是否能夠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在現實工作中,生產力的標準可進一步具體為經濟發展這個標準。判斷國有經濟是否符合當今我國生產力的狀況,應看它是否促進了中國經濟的發展。為此,我們要站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改革的歷史長河中,看待國有經濟對我國經濟發展的作用。

新中國成立后的前30年,國有經濟在我國經濟發展中占有絕對優勢地位。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逐步確立了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成分共同發展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國有經濟不斷做強做大的同時,非公經濟也得到了長足發展,使得我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迅速超越了以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為主的其他發展中國家,創造出世界經濟增長的奇跡。這說明,以國有經濟為主導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創新性地促進了多種所有制經濟的合作發展,提高了我國當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下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協調程度,代表了一種符合中國國情的、比單純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更具活力的制度安排。

另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是五位一體的總格局,國有經濟的作用不僅體現在對經濟子系統的貢獻,還體現在對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等子系統的貢獻,不僅有直接的、營利性貢獻,還有間接的、隱性的社會責任的貢獻。因此,在依據生產力標準進行分析判斷時,也有一個避免簡單化、教條化的問題。不如此,就不足以充分揭示國有經濟的地位和作用。

立足世情國情認識國有經濟

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大國,西方敵對勢力從來就沒有放棄對我國的“西化”、“分化”圖謀,周邊某些國家同我國圍繞領土的紛爭也時有激化。中華民族要自立于世界之林,中國要擺脫成為西方國家附庸的危險,必須增強自立的本領。不論是政治自立、文化自立還是國防自立,基礎都建立在經濟自立上。應當承認,非公經濟和公有經濟都是社會主義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是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各有側重。在維護國家安全的問題上,國有經濟堅定地從國家利益出發,具備強烈的政治責任感和使命感,形成了獨立完整的體系,具有強大的力量,因而能夠發揮更重要的作用。歷史也證明,國企在過去和現在都起著中流砥柱的作用,是國家經濟安全與自立的重要保障者。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總依據,也是我國最大的國情。研究中國國有企業在國民經濟發展中的獨特作用同樣不能脫離這個實際。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個突出特點是,生產力發展水平總體比較低,地區、行業、產業生產力水平參差不齊。要改變這種面貌,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齊頭并進,必須首先實現重點帶動、重點突破。雖然我國已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但產業形態嚴重低值化、低端化,高端產業參與國際競爭的能力也不強。在當今時代,中華民族要實現偉大復興,首先是建立在中國產業的大發展、大升級的基礎上,必須要有一大批具有全球產業競爭能力的世界級企業率先突破。從我國發展的歷史基礎和目前的現狀看,能夠充當排頭兵和領頭羊、在國際競爭舞臺上一展風采的,目前主要是國有企業。

從知識溢出的角度看待國有經濟

新經濟增長理論認為,在知識經濟時代,知識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落后地區和國家對發達國家的經濟追趕,關鍵在于知識的追趕。而從先進國家獲取知識溢出,是知識追趕的主要途徑。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們從“一窮二白”發展到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某種意義上也是知識追趕的過程。

一般認為,新中國成立后,我國經濟有兩次大飛躍,一次發生在新中國成立后的最初10多年中,還有一次是發生在改革開放以來。這兩次經濟大飛躍,相伴而行的是兩次產業知識大流入。上個世紀50年代主要依靠從蘇聯獲取的知識溢出,創建了大量骨干國有企業,再由這些國有企業將新獲得的產業知識溢出到其他企業,從而使我國基本建成了較為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上個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產業發展所需知識主要依賴從西方獲取知識溢出。知識溢出理論也指出,知識獲取方與知識溢出方之間要有一定的知識差距,這是知識溢出的前提,但差距又不能太大。知識差距太大,被溢出方無法有效理解和吸收先進知識。改革開放之初,中國的民營、個體經濟非常弱小,此時的國有企業事實上義無反顧地承擔了中國獲取知識溢出的重任。通過引進技術、設備、人才,派人出國考察和學習培訓以及創建合資、合作企業等方式方法,獲取了大量的先進產業知識。大量國企人才流向社會,又將這些知識在中國加速溢出。一段時期內絕大多數民營或鄉鎮企業的創業者、中高級管理人員和技術骨干,都是從國有或集體企業出來的員工。

正是由于國有企業在中國兩次知識大飛躍中,充當了國外先進知識溢出的吸收者和二次溢出者,成為國外先進知識在中國傳播的“放大器”和“加速器”,使得中國社會快速獲取了產業發展所需知識,創造了中國兩次大的經濟騰飛的奇跡。由此看來,國有企業是中國經濟發展的知識創造、引進與傳播者,是其他經濟成分快速發展背后的重要貢獻者。

綜上分析可以看出,國有企業在我國至少應當發揮四個方面的作用:一是作為重要的市場力量,同其他經濟成分一起形成多元化的市場主體和競爭環境,推動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二是作為引領中國民族產業參與全球競爭的排頭兵、領頭羊,通過率先突破而提升民族經濟整體水平;三是作為中國國家經濟安全與自立的重要保障者,在維護民族和國家整體利益方面發揮不可替代的支撐作用;四是作為推動中國經濟發展的知識創造、引進與傳播者,通過知識溢出對整個經濟社會的發展提供源泉和動力。正是因為國有企業在中國經濟社會中的以上四大角色,成就了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偉大經濟奇跡。在未來對國企的全面深化改革中,應該充分考慮這四大定位,制定改革方案,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國有經濟體系。

(本文章摘自2014年《前線》第七期,作者:吳文學,祁金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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